法国电影界风暴：性暴力、沉默共谋与神圣怪物

2025年3月24日，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性侵案开庭。经过四天的激烈交锋，检察官要求对德帕迪约判处18个月缓刑，并处以2万欧元罚款。检方认定，德帕迪约在2021年电影《绿色百叶窗》（Les Volets verts）拍摄期间，对两名女性实施了性侵，她们分别是场景布置师和导演让·贝克（Jean Becker）的助理（两人希望保持匿名）。法院将于5月13日作出判决。

2018年，德帕迪约首次被指控强奸和性侵。自2023年以来，有二十多名女性在媒体或法庭上，以匿名或公开的形式，讲述了德帕迪约对她们实施的性暴力行为以及性别歧视言论。共有六起案件被提起诉讼，其中有一起因时效问题被撤销。

“这三年来，他们用谎言和诽谤把我拖入泥潭，这些指控侵蚀着我的血液，也吞噬了我与不同年龄的人交流的渴望。”离开法庭前，这位76岁的法国影坛巨星作了最后的陈述。

在一个多月前，当地时间2025年2月3日，巴黎刑事法院判决了一起备受法国社会各界关注的性侵案。

“经过长时间的审议，法院认定您对所指控的行为负有罪责。”审判长传唤被告上前，宣读判决结果。旁听席坐满了人，听到判决结果，有掌声响起，审判长立即制止：“不允许发表任何意见。”

“您利用了自己对年轻女演员的支配地位，”法院认定，“这种支配关系是电影《恶魔的孩子》（Les Diables）拍摄期间建立的直接后果。”

经巴黎刑事法院裁定，导演克里斯托夫·卢吉亚（Christophe Ruggia）性侵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的罪名成立。卢吉亚被判处四年监禁，其中两年佩戴电子脚铐服刑。除刑期外，法院还要求卢吉亚赔偿阿黛拉1.5万欧元的精神损失费，以及2万欧元的心理咨询费。

阿黛拉在电影《恶魔的孩子》中。资料图

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落幕。阿黛拉低着头，目光盯着地面，似乎轻轻松了一口气。如同2024年12月的庭审现场，卢吉亚依旧避免与阿黛拉对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他的辩护律师随即宣布将提出上诉，并称判决“毫无依据”。

从阿黛拉胜诉到德帕迪约受审，数起案件在法国电影行业掀起风暴。

英国《独立报》撰文称，德帕迪约受审，也是法国受审。“数十年来，法国的艺术家被视为不可触碰的存在——他们的天赋成为护身符。如今，这面盾牌出现破裂，神话正在崩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法国是否终于能够让极有权势的人物承担责任？”

“未来的玛丽莲·梦露”

时间回到2019年11月3日。这一天，法国媒体Mediapart发布了一则调查报道，揭露自2001年起，卢吉亚对阿黛拉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猥亵和性骚扰，当时阿黛拉年仅12岁。

沉默多年，30岁的阿黛拉第一次公开讲述这段往事。此时她已经两度获得凯撒奖，是法国电影界冉冉上升的新星。

故事始于2000年12月，阿黛拉11岁，正在上五年级，日常生活在学校、戏剧课和柔道训练之间度过。她陪哥哥参加试镜，结果被选角导演克莉丝特尔·巴哈斯（Christel Baras）选中，获得电影《恶魔的孩子》的角色，这是导演卢吉亚的第二部长片。

突如其来的惊喜砸中这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阿黛拉从一个普通的孩子，突然变成卢吉亚口中“未来的玛丽莲·梦露”。“这简直是童话，发生在我们身上太不可思议了。”她的父亲盖尔特（Gert）说。卢吉亚受到了他们全家的隆重接待。阿黛拉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或许我真的要拍电影了。”

接下来，阿黛拉将要面对与家人一年时间的分离。《恶魔的孩子》是关于一对自小被遗弃的兄妹流浪逃亡的故事，阿黛拉饰演患有自闭症的妹妹。电影正式拍摄前，卢吉亚对两个小演员进行了六个月的特别训练。目的是“让他们建立信任，从而能够演绎出一些艰难的内容”，卢吉亚在采访中解释，“我们三个人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默契。”

影片中穿插了几场儿童的情欲戏，还有阿黛拉的裸体特写镜头。有一场戏，阿黛拉要在一座监狱前跳舞，囚犯朝她大喊“脱光！”2024年12月9日和10日，巴黎刑事法院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庭审，现场播放了部分电影片段。

“这部电影，当我回看时，我会想，对孩子做这样的事，实在是可憎至极。但真正的创伤，是性侵犯。”阿黛拉站在证人席上说。电影放映时，她别过头，不愿直视那些画面。

从前期筹备到宣传阶段，一年的时间里，卢吉亚逐渐将阿黛拉隔绝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特别要求她的家人不要来探班，以免她分心。阿黛拉认为，卢吉亚通过隔离外界实现对她的“控制”，从而为之后的性侵犯行为铺平道路。

Mediapart的记者玛丽娜·杜尔奇（Marine Turchi ）在调查中发现，当时很多片场工作人员察觉到两人关系的“不正常”。现场统筹拉埃蒂西亚（Laëtitia）说：“我们感觉她就像是他的未婚妻。几乎没人有权接近她或跟她说话，因为他想让她始终保持在角色状态。只有他一个人有权真正与她接触。我们剧组里的人都感到非常不安。”

饰演哥哥的演员文森特·罗蒂耶（Vincent Rottiers）也感受到其中微妙的差异，卢吉亚会花更多时间陪阿黛拉，“所有的关注都在她一个人身上，有时甚至让我感到嫉妒。但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她演的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所以情况特殊。可现在回头看，我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

在法国电影行业，阿黛拉的遭遇不是个例。

“我内心的小女孩再也无法对这个名字保持沉默。”2024年1月6日，51岁的女演员朱迪丝·戈德雷什（Judith Godrèche）在社交媒体写下这句话，将埋藏多年的秘密公之于众，“他的名字是伯努瓦·雅科（Benoît Jacquot）。”

朱迪丝的故事要追溯到1986年的春天，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她被选中出演《乞丐们》（Les Mendiants），影片将于夏天到葡萄牙的辛特拉拍摄。朱迪丝8岁时父母离婚，和父亲生活，她在没有任何成年人陪同或监护的情况下，独自前往片场。

“伯努瓦对我说，我看起来像巴尔蒂斯画作中的女主角。”朱迪丝在她的证词中写道。伯努瓦送给她许多巴尔蒂斯的明信片，而这位法国画家的作品因为儿童色情饱受争议。拍摄期间，他会待在房间看她换衣服，给她剪头发，对她因拍摄压力而长出的麦粒肿表现出极大的欣赏。

时隔多年，朱迪丝看清了那张藏在暗处的网，“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欣赏一件作品——他的作品。”

其他年轻演员都住在“儿童之家”，伯努瓦却将朱迪丝安排到自己附近的酒店。另一位年轻演员菲利普·莱维（Philippe Lévy ）也发觉了两人关系的特别：“我不能说她是被雅科所吞噬，就像猎物被食人魔吞噬一样，尽管如今看来确实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不正常。”

拍摄结束后，朱迪丝回到巴黎继续上中学，伯努瓦会给她打电话，约她去看电影，“他会在放学的时候来接我，但总是站在远处。”

那年秋天，朱迪丝前往导演家中，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伯努瓦未否认这件事，但坚称发生的具体时间要晚几个月）。朱迪丝回忆，当时每次从他家回来，她会不停地洗澡，状态变得很差，开始暴饮暴食。她逐渐对导演产生依赖，误以为自己坠入爱河，“我的喜悦和痛苦都系于他的情绪和控制之上。一旦他失控，就会变得冷漠、残忍。”

同一时期，在塞纳河的另一边，一个和朱迪丝同龄的女孩，也被年长的男人在校门口等待着。这个女孩叫瓦内莎·斯普林格（Vanessa Springora）。2019年底，她出版了《同意》一书，讲述自己14岁时是如何被年近50岁的男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引诱、控制。

朱迪丝读到这本书时，以为瓦内莎写的是她自己的故事，她甚至一度无法读完整本书，因为“太过相似，太过残忍”。

是艺术家，还是性掠食者？

2001年9月，《恶魔的孩子》完成拍摄。在这之后的2001年到2004年间，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阿黛拉都会去卢吉亚的公寓，因为他收藏了很多DVD，可以带阿黛拉了解电影文化。

对于当时的情景，阿黛拉的讲述是连贯而清晰的。卢吉亚通常会以相同的方式实施侵犯。他们在客厅的桌子上摆好巧克力和橙汁，然后展开一段谈话，随之而来的是卢吉亚逐渐“越界”的动作。她坐在沙发上，卢吉亚从对面的扶手椅过来，紧紧贴着她，亲吻她的脖子，抚摸她的身体。她不记得那些动作何时会停止，因为抚摸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阿黛拉会推开他，换到别的位置，躲避他的靠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些时刻，她感受到一种“瘫痪”的恐惧。据阿黛拉回忆，卢吉亚会因为她没有顺从而大发雷霆。这位年长她24岁的导演将两人的关系看作是一段爱情，他为她付出了那么多，阿黛拉却“辜负”了他。羞耻和负罪感开始折磨她，“每次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想去，我感觉非常糟糕，脏到只想死。但我还是觉得必须去，我觉得我欠他的。”

Mediapart的调查报道发布后，卢吉亚曾于2019年11月6日发表声明作为回应。他表示：“我从未对她有过她指控我的那些身体接触和性骚扰行为，我再次重申。但我确实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扮演了皮格马利翁的角色，这种姿态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误解和阻碍。”

他将自己视为阿黛拉的导师来辩护。“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对她的推崇以及寄托的期望，考虑到她的年纪，可能在某些时刻让她感到痛苦。如果确实如此，并且她愿意接受，我向她请求原谅。”

“皮格马利翁”最早来源于希腊神话，指的是一位塞浦路斯的雕刻家，对自己创作的象牙少女雕像产生爱恋，最终女神阿佛洛狄忒让雕像变成了真人，与他相伴。在电影和文学中，常引申为“导师与缪斯”的关系模式。

在庭审现场，卢吉亚坚称自己从未“碰过”阿黛拉，全盘否认指控，称其为“纯粹的谎言”“对过去的重构”和“对行为的重新解读”。相反，他认为当时12岁的女演员很“性感”，一直在引诱他。

“您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卢吉亚先生，您自己心知肚明。”阿黛拉在法官传唤她上前时猛然起身，当庭斥责卢吉亚。最愤怒的时候，她直接对他说：“闭嘴！”

她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了自己没能保持冷静的原因。于她而言，那是一连串谎言堆积在一起，她再次感受了他施加的暴力，还有傲慢。如同他反复对她说：“没有我，你其实什么都不是。是我创造了你。”她曾经也说服自己把这段经历当成是爱情。看过纪录片《离开梦幻岛》后，她改变了想法，“他们一直在装作我们是被他们创造的，但其实他们是在摧毁我们。”

如果说阿黛拉被困在一种“让人内疚的情感操控”，找不到出路，“除了他死、我死，或者放弃一切”；朱迪丝面对的则是更为直接的控制，同时充斥着性虐待、身体暴力。

伯努瓦会和14岁的朱迪丝谈论电影中的虐待狂，带她去看大岛渚的《感官世界》（L'Empire des sens），“这是一部优雅的色情电影”，尽管这部影片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观看。她从电影院出来后很害怕，但不敢告诉他。据朱迪丝回忆，伯努瓦对她说，我们来玩个“游戏”，然后无视她的抗议，实施性虐待。

1989年，朱迪丝中断了学业，和伯努瓦住进一间公寓。在这间公寓，食物是严格配给的，“我完全被孤立了，他切断了我所有的社交生活。”伯努瓦说服她将经纪人换成他的朋友，全方位控制她的生活、工作。

他会因为朱迪丝在工作会面中用吸管喝可乐发出响声，就打她鼻子一拳，留她独自不知所措站在街上，当时一个女人经过，对她说：“你还好吗，亲爱的？你不该让任何人这样对你。”身体暴力不断累积，“最后一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地狱”。

朱迪丝和伯努瓦的关系持续了六年，直到1992年，她才逃离出来。对朱迪丝而言，这是一场噩梦，是一个被绑架的孩子的故事。“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也无法对绑架者产生恶意的想法。我曾希望伯努瓦能接受做我的朋友，而不是占有我。我从未想要他的身体。我很快就对他感到厌恶。”她在一篇为审讯准备的书面陈述中写下这段话。

伯努瓦对这段关系的解释是另一个版本，接受《世界报》的采访时，他反复强调自己“深爱”朱迪丝，“她在我的人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极其正面的作用，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明朗。我当时状态很差，不想再拍电影了，是她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我被她深深吸引。没有任何讽刺地说，在这六年里，真正被掌控的人是我。我想，如果当初她没有离开，我们今天可能还在一起。”

他坚决否认朱迪丝的指控和谴责，声称他们第一次性关系发生在她十五岁之后（当时的性同意年龄）。在他的叙述中，朱迪丝是一个极其独立的少女，想和他睡在一起，而她的父亲对他们的关系从未表现出任何反对的迹象，“她想成为演员，而她身边正好有一位电影导演。”

瓦内莎从自身经历剖析了不对等关系中，未成年人的“性同意”幻觉：“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他的欲望是一个陷阱，只有未成年人才会困在其中，难以自拔。对自己的身体与欲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怎么可能会有同等的了解呢？”

从瓦内莎、朱迪丝到阿黛拉，她们都重复着相似的悲剧命运：一个未成年少女，遇到一个年长男性，他们之间社会地位悬殊，这个男人以艺术或爱情之名，违背她的意愿占有她。而在男性的叙事里，这些年轻女孩被描绘成缪斯女神，为他们的关系赋予浪漫色彩。

法国记者齐内布·德里芙（Zineb Dryef）在《电影中的少女，或一种神话的荼毒》一文中总结，朱迪丝的性侵指控，揭开了当代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少女被她的皮格马利翁塑造的叙事。自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洛丽塔》（Lolita）以来，这种关系模式在无数作品中得以延续，为一些被视为全能创造者的导演滥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真空地带

2023年10月，一部名为《欲望的诡计》（Les Ruses du désir）的系列纪录片被发布在视频平台。该系列片曾于2011年播出，由精神分析师热拉尔·米勒（Gérard Miller）制作，共有三集。这位精神分析师在2024年初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侵和强奸，其中不少发生在催眠状态下。

在《禁忌》（L’interdit）一集中，伯努瓦谈到了和朱迪丝的关系，他说：“这当然是一种越界，哪怕只是从法律角度看，原则上这是不允许的。一位像朱迪丝这样的女孩，当时确实只有15岁（注：朱迪丝称自己当时是14岁），而我已经40岁了，按理说我是没有权利这么做的，我想是这样。但她对此毫不在意，我甚至可以说，这让她非常兴奋。”

纪录短片集《欲望的诡计》中的伯努瓦（右）和朱迪丝（左）。资料图

“拍电影就像是掩盖某些非法交易的一种幌子，也是一种掩盖此类道德行为的幌子。”他也谈到，越轨行为放在电影圈内部会受到某种钦佩、羡慕，“他是导演，他是艺术家，他正在‘塑造’一位女演员，这就是他们的事。”

看到这段采访后，朱迪丝崩溃了，“我全身开始发抖，接着呕吐……我被一种极度的厌恶和愤怒淹没，忽然之间，我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离开法国。怎么可能在2011年就把这种东西播出来？”这促使她决定公开指控伯努瓦。

2024年2月6日，朱迪丝起诉伯努瓦在她未成年时性侵，由巴黎司法警察局未成年人保护大队正式立案。2月8日，多位女演员在《世界报》发声，指控伯努瓦的暴力和性骚扰行为。

伯努瓦的电影大多围绕年轻女性展开，在法国是备受推崇的作者导演。他在2015年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说：“我作为电影导演的工作，就是推动一位女演员跨越某个界限。与她相识，与她交谈，将她搬上银幕，指导她，与她分离，再与她重逢。而要做到这一切，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她同床共枕。”

从几位女性的证词中可以发现，伯努瓦通常以“你会成为我的缪斯”作为承诺，开启一段关系。这就是伯努瓦的“爱情契约”原则，他为女演员提供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回报，她们要将自己献给他。这些女演员非常年轻，事业刚刚起步。如果她们接受契约，则是朱迪丝故事的翻版。

劳伦斯·科迪耶（Laurence Cordier）试图婉拒成为“新缪斯”时，伯努瓦会让她闭嘴，并坚持道：“我知道你内心深处是想要的，这将会很美妙。”他把自己家的钥匙塞给她，邀请她“随时来”。劳伦斯没有赴约，但也没有失去角色。拍摄结束时，伯努瓦对她说：“你并不是真的想当演员，因为你在自我毁灭。”

更严重的还有赤裸裸的威胁。茱莉娅·罗伊（Julia Roy）和伯努瓦相识于一场大学讲座。伯努瓦许诺要为她写剧本，电影都由她演，他们开始建立类似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但茱莉娅没有如他所期待的，献祭自己。她被威胁不和他见面，就会毁掉她在电影界的名声，“你会死在法国。”“你对我来说已经死了，你就像死了一样。”

朱迪丝的控诉中还提到了另一个名字——雅克·杜瓦隆（Jacques Doillon）。1987年，她拍摄了杜瓦隆执导的电影《十五岁的女孩》（La Fille de 15 ans）。朱迪丝称自己在电影开拍前被侵犯，在杜瓦隆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为了调整呼吸，他需要靠近我，这样才能真正塑造这个角色”。在片场，杜瓦隆临时更换演员，亲自上阵，并增加了一场性爱戏。朱迪丝回忆，那场戏一共拍了45条镜头，她脱了毛衣，被他反复亲吻抚摸。之后，又有多名女性指控杜瓦隆的性暴力行为，包括性骚扰、强奸及强奸未遂。

法国社会学家埃里克·法辛（Eric Fassin）认为，法国电影行业的性暴力现象与所谓“电影大家庭”的特殊性相关：“在这个行业中，不稳定性是常态，演员与技术人员的命运取决于导演和制片人的一时兴致。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家庭’运转依赖于‘欲望’，而这种欲望正是他们用来为自己选人决策辩护的理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冒着得罪他们的风险？受害者不能抱怨，旁观者也不敢抗议。”

12岁的阿黛拉独自在拍摄片场时，周围的工作人员察觉到卢吉亚的“越轨”行为，他们大多数选择保持沉默，有人试图阻止，但无功而返。

选角导演巴哈斯在排练时期就发现了“不对劲”。他们在公寓里，卢吉亚会要求她离开，把他和阿黛拉单独留下。“他看她的方式，还有他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巴哈斯回忆，离开前，她盯着卢吉亚的眼睛，警告他：“她只是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她才12岁！”此事之后，她被逐出了片场。

演员指导海伦娜·塞雷蒂（Hélène Seretti）向剧组其他人表达过担忧，很多人习以为常，“这是电影啊，这就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导演是老大”。她去找卢吉亚谈话，但得到的答复是：“你是想毁了我的电影吗？你根本不知道我和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卢吉亚没再和她说过一句话，她被边缘化了。

2019年春天，阿黛拉得知卢吉亚在筹备一部新电影，同样是关于两个青少年的故事，主角名甚至延续了《恶魔的孩子》的人物。她很害怕自己的遭遇再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他完全否认了我的故事。”

继续保持沉默已经变得无法忍受。“我真的非常愤怒，但问题并不在于我个人，或者我如何承受这一切。我想讲述的是一种不幸普遍存在的侵害，并揭露隐藏其后的沉默与共谋体系，正是这个体系让这样的事情得以发生。”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私人故事，而且延伸到了公共领域。

神圣怪物

自《恶魔的孩子》初次亮相大银幕后，阿黛拉有五年时间没拍电影。2005年初，阿黛拉写信告诉卢吉亚，她不想再去他家，并决定不再从事电影行业。这个决定很艰难，“我对表演有着骨子里的热情，那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真实”，但也是她能想到的彻底摆脱卢吉亚的方式。

巴哈斯一直为选中阿黛拉拍《恶魔的孩子》感到自责。2006年，巴哈斯重新联系上阿黛拉，推荐她出演导演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的电影《水仙花开》（Naissance des pieuvres）。她告诉阿黛拉：“这一次，只有女性，而且导演非常出色。”在她的鼓励下，17岁的阿黛拉重返电影行业。

《纽约时报》评价阿黛拉在《水仙花开》的表演富有层次，展现了“成为一位真正明星的潜质”。她后续在大银幕的表现也印证了这句评语。

阿黛拉（中）在电影《水仙花开》中。资料图

2014年，阿黛拉获得凯撒奖最佳女配角奖。次年，凭借主演的影片《初恋战士》（Les Combattants），阿黛拉赢得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奖。走上领奖台发表获奖感言时，她的声音微微发抖。对于26岁的年轻女演员来说，能够站上凯撒奖的领奖台，是梦寐以求、不可置信的。凯撒奖素有“法国奥斯卡”之称，象征法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

但五年后，她选择离开这个星光熠熠的盛会。2020年的凯撒奖颁奖典礼上，宣布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凭借《我控诉》（J'Accuse）获得最佳导演奖时，被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阿黛拉立即起身离席，导演席安玛紧随其后。

1977年，43岁的波兰斯基在洛杉矶被捕，他被指控强奸一名13岁的未成年女孩。他承认了罪名，但在1978年宣判前夜，他从美国潜逃到欧洲。自此以后，他主要住在法国。法国、波兰和瑞士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请求。四十多年来，强奸指控、逃犯身份没有影响波兰斯基的电影事业。相反，他持续获得成功，包揽闪闪发光的奖杯。

2009 年，波兰斯基在苏黎世机场被瑞士警方拘留。关于是否要将波兰斯基引渡美国的问题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时任法国文化部长弗雷德里克·密特朗（Frédéric Mitterrand）公开支持波兰斯基，他说：“如果文化界不支持罗曼·波兰斯基，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再有文化。”

阿黛拉选择公开指控卢吉亚，不是为了“烧掉克里斯托夫·卢吉亚”。她所期待的是，“让世界回到正轨”，“让施暴者不再得意洋洋，能够直面现实”。“表彰波兰斯基就是在所有受害者脸上吐口水，这意味着强奸女性并不是什么大事。”此前，阿黛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就表达过抗议。

走出普莱耶尔音乐厅时，阿黛拉大声喊出一句：“耻辱！”接着，多名电影人纷纷退场，以示对波兰斯基获奖的抵制。

《世界报》的报道中写道：“阿黛拉·哈内尔的离场抗议，象征着法国电影界内部一条深刻裂痕的正式显现。”多年来，当整个电影行业选择无视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就是向所有人宣告，电影系统是“有罪不罚”的。

从凯撒奖转身离场后，阿黛拉没有再回头。2023年5月，她在法国文化周刊《Télérama》发布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宣布退出电影行业，并在信中谴责整个行业对性侵施害者的普遍纵容，“他们齐心协力、携手合作，只为给德帕迪约、波兰斯基、布托纳这些人挽回颜面。他们受不了，也厌恶那些受害者太过喧哗，他们更希望我们继续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沉默中死去。”

她说：“你们拥有金钱、权力和所有的荣耀，你们为此自鸣得意，但你们别想再让我做你们的观众。我将你们从我的世界中抹去。”

与此同时，影坛巨星德帕迪约面临大量指控。2023年4月，Mediapart收集到十一位女性的证词，指控德帕迪约的性暴力行为，时间横跨2004年到2022年。之后，新的指控继续增加。

根据多名受害者的证词，德帕迪约大多遵循相似的“作案模式”，从性别歧视和猥亵言论开始，逐渐发展到反复的身体骚扰，甚至包括性侵和强奸。她们当中有演员、选角导演、导演助理、服装设计师等。这些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通常发生在拍摄现场，并且往往是在其他剧组人员注视或是知情下进行的，但始终没有人提出异议或制止。

“所有和德帕迪约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会骚扰女性。”演员安娜克·格兰贝（Anouk Grinberg）在2023年10月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说。她是导演贝特朗·布里叶（Bertrand Blier）的前伴侣，和热拉尔·德帕迪约相识已有三十多年。

格兰贝决定打破沉默，说出自己所目睹的这位演员的行径，“我亲眼看见他摸女性的臀部、抚摸她们的胸部和下体，一边动手一边拿这些当笑话开。”就连她自己也没能幸免于他的言语骚扰，布里叶和他会互相煽动来羞辱女性，以此取乐。剧组成员都对他们俯首称臣，跟着一起笑，只为讨好这两个“国王”，从来没有人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他让人难以忍受，但你绕着这座丰碑转一圈，最后还是会对他说一声‘谢谢’。”德帕迪约的经纪人贝特朗·德·拉贝（Bertrand de Labbey）说。《世界报》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整个电影圈都靠他吃饭。”四十多年来，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片头字幕，就可以为一部电影提供融资保障。

“神圣怪物”（monstre sacré）原本是用来称赞那些才华出众、个性非凡的电影传奇人物。但现实是，整个行业的顶礼膜拜赋予了他们变成“怪物”的正当性。

2023年12月，《费加罗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不要抹去热拉尔·德帕迪约》的支持性公开信，文中如此写道：“当我们攻击热拉尔·德帕迪约时，我们是在攻击艺术。通过他作为演员的天赋，热拉尔·德帕迪约为我们国家的艺术光辉作出了贡献。他以最崇高的方式参与了艺术历史的塑造，成为这一历史的一部分，并继续丰富它。为此，法国欠他太多。”

旧世界的黄昏

里昂第二大学戏剧研究教授、种族歧视与性别问题文化再现研究专家贝伦尼斯·哈米迪（Bérénice Hamidi）分析，法国电影界存在一种真正的“文化例外”，即拒绝将艺术家的行为视为暴力并加以谴责，“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依然深受19世纪‘受诅咒的艺术家’这一形象的影响，认为创作必须逾越常人所遵循的世俗规则，需要与幽暗力量相连接，因此创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与暴力。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例外制度。”

在分裂中，“神话”有了松动的迹象。围绕德帕迪约的争议，Mediapart 连续发表《艺术家的反击信》和《致旧世界的信》两封联署公开信。《解放报》也刊登了公开信《艺术不是免罪的图腾》作为回应，“我们承认这些电影传奇人物对法国电影的贡献。但我们强调，任何地位、任何事业，无论多么辉煌，都不应凌驾于其他之上，享有某种形式的免罪特权，更不应以艺术的名义为其辩护。‘神话人物’并不存在。只有那些被赋予了所有权利的普通人。”

文章强调要重视受害者的声音：“艺术绝不应让我们对受害者的痛苦视而不见，无论这些受害者是名人还是无名氏，才华也不能为突破底线、侵犯他人完整性提供正当理由。”

德帕迪约的性侵案审判被认为是“一场象征时代变迁的审判”。3月26日，庭审第三天，德帕迪约否认了相关指控，但他愿意承认一件事——自己的行为方式、粗俗的语言、不断的性暗示，“确实是属于旧世界的东西”。他怀念过去的时光，“我想，所谓‘新世界’并不让我感兴趣。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我越来越觉得格格不入。”

而在一个多月前，阿黛拉再次来到庭审现场，等待判决结果。正式开始前，阿黛拉站在原告席踱步，难掩紧张情绪。她看向旁听席前来支持自己的女性，投以目光和微笑致意。席安玛坐在第一排，朱迪丝和女演员爱伊莎·玛依卡（Aïssa Maïga）坐在一起。

直到听到法院宣判卢吉亚有罪，这起性侵案终于落槌，阿黛拉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她和亲友拥抱，朱迪丝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朱迪丝最先从法庭出来，她对媒体说：“阿黛拉给了人们勇气。对于像我这样曾经控诉过施害者，但因案件已过追诉时效而无法得到司法回应的人来说……我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身处这样的情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让人非常动容。”阿黛拉没有接受采访，在众人的掌声中，她走出了法院。

2月5日，宣判的第二天，阿黛拉接受了Mediapart的节目专访，回顾这五年的抗争历程。她说：“听到宣判结果，有一个官方正式的判决书，去对抗几十年来我一提起这件事就遭遇的否认，这是在承认事情的严重性，也是在确认这些事实本身。”

“今天，最让我动容的是，我不再为了自己的童年而感到痛苦。我的童年已经过去了，它被怎样地经历、怎样地摧毁都已成定局。真正让我在意的，是其他的孩子能够拥有属于他们的童年权利。那才是对这个世界真正的修复。”

阿黛拉将自己比作“一场车祸的幸存者”，但还有很多受害者无法发出声音。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什么香槟泡泡般轻盈的世界，让人们置身事外。离开电影界后，她开始和编舞家吉赛尔·维埃纳（Gisèle Vienne）合作，将艺术实践转向剧场与舞蹈。她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我们应该看清发生在眼前的事实，不要再装作视而不见。”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刘嫄媛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