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大个子”，如何走向下一个50年？
7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欧关系又站在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中欧建交50年来，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既成就彼此又惠及世界，其中的重要经验和启示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这也是中欧关系未来发展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和努力方向。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欧领导人要再次展现远见和担当，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战略抉择。
习近平强调，中欧都是主张多边主义、倡导开放合作的建设性力量，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中欧就越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稳定健康的中欧关系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欧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大个子”，我们要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一道努力开辟中欧关系更加光明的下一个50年。
欧方表示，欧盟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力量，欧中关系对双方和世界都极为重要。欧方致力于深化欧中关系，建设性处理分歧，推动双方合作在平衡、对等、互惠基础上持续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欧方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断链”，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兴业。
50年前的1975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与到访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会谈，就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达成一致。当时，欧共体只有9个成员国，中国与欧共体的年贸易额为24亿美元。
“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是欧盟（欧共体）方面的一个愿望。”西班牙前外交大臣、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阿兰查·冈萨雷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欧方主要关注的是双方的经贸潜力。50年后，数据证明这是正确的一步：2024年，中欧贸易额已超过7800多亿美元，如今双方单日贸易额就几乎相当于1975年的年度贸易额。
20世纪90年代末，冈萨雷斯在欧盟委员会任职期间首次来华，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此后，她历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西班牙外交大臣等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见证了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
近日，冈萨雷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她指出，当今世界，一些行为体不尊重国际规则，但中欧双方是维护多边主义的伙伴。双方应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捍卫国际贸易规则，并共同支持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双方民间社会、高校则应加强交往，增进理解。“在这个复杂的时代，倾听对方的观点总是非常有价值。”
7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图/新华
“建立一种特殊的双边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50年前的1975年，中国和欧盟前身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20多年后，你在担任欧盟委员会官员期间多次访问中国，见证了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今天回顾历史，你觉得，半个世纪以来，欧盟对中国及中欧关系的认知，自中欧建交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冈萨雷斯：首先我想指出，50年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欧盟（欧共体）方面的一个愿望（desire）。当时，欧共体许多成员国已经和中国建交，但欧共体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欧方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望，其主要关注的是双方的贸易和经济未来。
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欧盟委员会官员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中国要比现在贫穷得多，城市周围的环路很少，多数人在骑自行车。那是一个和今天非常不同的中国。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为今天的繁荣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因改革开放而脱离贫困，新的中产阶级涌现。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在认识中欧关系时，中国在50年前对欧共体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变。比如，当时中国很关注：欧洲能否保持团结，以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参与者？欧共体会推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以打破美苏的两极格局吗？今天，中国依然关注欧盟能否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全球参与者。
而在欧盟这边，我们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因为中国变化很大，已经成长为一个更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关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公平贸易、捍卫国际规则等方面的作用。但我想，50年来，有一点是不曾改变的：欧盟将中国视为国际社会的系统性参与者（systemic actor），所以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双边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以来，欧盟做出对华关系“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在欧洲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随着“特朗普2.0”时代到来，这个定位是否会发生变化？
冈萨雷斯：目前欧盟确实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但在我看来，具体每一项占比是多少，并不明确。这些比例会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意愿。低互信可能导致人们更侧重“对手”，高互信则意味着“伙伴”成为最重要的一面。
如你所提到的，在当今国际社会，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并不热衷于维护国际规则，而中欧双方都重视国际合作，因为多边合作与国际规则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更良性的、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所以，中欧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中欧之间有三大优先事项。第一是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对人类生存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是《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缔约方，10年来该协定已经积极发挥了作用。现在，既然美国决定退出，那么让中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吧。
第二是捍卫国际贸易规则，确保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得到尊重，并对陈旧的部分加以改革。
第三是通过经贸和各种融资渠道，继续共同支持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请不要忘记，国际合作对那些处于最脆弱状态的群体来说是多么地重要。我非常震惊地看到，特朗普对缅甸、柬埔寨等较贫穷的国家也大幅提高关税。对于这些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国家来说，这将造成极其痛苦的后果。如果中欧不携手支持这些最脆弱的群体和地区，我们就是在增加世界的不稳定性。
总之，我希望，如果中欧双方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将更大的重心放在“伙伴”这个维度上，扩大在维护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合作。
7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图/新华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的合作领域都非常重要，但一些分析担忧，中国及国际社会能否信任欧洲？欧盟能否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并在对华关系上保持独立性？
冈萨雷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欧盟不会根据和美国的关系来改变和中国的关系。欧盟非常清楚，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系统性参与者。所以，无论欧美之间发生什么，中国和欧洲的关系都是独立的。
当然，如你所言，中欧之间，对于能否信任对方，彼此依然存在疑虑。弥合信任差距的唯一办法就是言行一致。我们必须共同确定一个积极的议程，设定一系列目标，然后努力实现它，从而证明自己的诚意。
我认为，中欧现在需要做的事，是先建立一种功能性关系。我们首先要就中欧关系的稳定性达成一致，意识到双方关系动荡对中国和欧洲都不利，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要明确我们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实现合作，在哪些领域存在明显的分歧。然后，我们需要找到管控困难问题的方法，同时设定好我们目前的共同目标。
这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协议条约，只要我们双方都愿意通过行动向设定好的目标共同努力。比如，双方都对对方保持市场开放，确保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对彼此都有利，都同意不将经济问题“武器化”；又比如，双方就更深入、更快地减少碳排放达成共识，然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这一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有报道称，当前欧盟对于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热情不高。但一些欧洲在华商业界人士也呼吁，即使如此，他们仍希望双方能就相关问题尽快展开谈判。你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短期解决方案吗？
冈萨雷斯：首先，我想欧洲方面可能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因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决定权，很大程度上掌控在各个欧盟成员国政府手中。如果欧盟能为此做一些努力，那将是很好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欧之间没有投资，中国企业在欧洲有很多投资，反之亦然。问题是：在一些特定的行业领域，外国投资更加敏感。制定明确的规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我的感觉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不过，中欧可以首先就投资问题达成一些原则性共识。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协定，那当然很好，但达成目标不是非要协定不可。我觉得对双方来说，至少现在是时候一起公开表明彼此对这些问题都是认真的。
《中国新闻周刊》：深化互信也有赖于民间社会的往来。近年来，中欧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但在高校合作等领域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作为欧洲顶尖高校的学院院长，你对此有何建议？你认为高校还能否在中欧关系中发挥“民间桥梁”的作用？
冈萨雷斯：在这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大学可以成为非常有趣的桥梁，帮助我们双方加深相互理解。我一直强调，一所国际事务学院的好坏，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来自世界各地学生学者的多样性。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正在培养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学生。无论何种情况下，让他们拥有对世界的“360度视野”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和中国高校合作了三个双学位项目，这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在中国进行一年的学习。我们还和十多所中国高校进行交流，我们学院的战略委员会中有中国成员。我经常前往中国，也欢迎来自中国的学者到巴黎政治大学交流。
我还想指出，在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期间，中法同意推动未来3年法国来华留学生突破1万人，欧洲青少年来华交流规模翻一番。这是令人欣喜的积极行动。在这个复杂的时代，倾听对方的观点总是非常有价值。
2024年10月15日，以“共享、共生、共赢——厚植中欧传统情谊 扩大人才合作交流”为主题的2024中欧人才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期间，机器人茶艺展示平台吸引外国嘉宾。摄影/本刊记者 陈芳婷
“加强战略自主”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强调的，中欧关系不受欧美关系的影响，但欧美关系的变化对国际局势将有深远影响。在你看来，“特朗普2.0”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短暂的波折，还是欧美关系彻底改变的转折点？
冈萨雷斯：欧洲仍将美国视为盟友，但很明显，今天的美国并没有按照欧洲盟友的方式行事。在此情况下，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欧洲主权，将我们的未来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是，必须将欧洲大陆的安全和防务掌握在欧洲自己手中。这意味着欧盟和欧洲各国更广泛地投资于国防和安全，意味着为欧洲国防工业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意味着提高欧洲自己的威慑能力，也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想要怎样的安全体系架构。未来，不论是在北约内形成“欧洲支柱”，还是在北约体系之外阐明我们自己的防务架构，欧洲的安全体系都会变得更加欧洲化。
此外，解决对盟友的信任赤字，唯一的办法是建立更多的弹性，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对欧盟来说，这包括加强和英国、土耳其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将是未来数十年的战略目标。
如果未来美国政府的姿态改变了，变得亲近欧盟了，那当然很好。但我们要为另一种结局做好准备。总之，我们不能让欧洲的繁荣与安全，依赖于美国的选民。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欧盟及欧盟成员国内部，也面临极右翼政党、民粹主义领导人权力上升的危机。一些观点认为，为了避免欧盟因为少数民粹主义政府的阻挠而瘫痪，欧盟应当放弃“协商一致”原则。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欧盟及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是否仍有足够的自我修复能力，让欧洲回到更理性的政治道路上？
冈萨雷斯：站在欧盟的角度，在欧洲，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力量和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总是存在竞争。总是有一些政党主张更民族主义的政策，甚至想要带领自己的国家退出欧盟。但是，当他们看到英国脱欧之后的景况后，现在这些政党和领导人已经不想让自己的国家退出欧盟，而是想从内部改变欧盟。
你提到的关于“协商一致”原则的讨论，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欧盟总体上是在“多数投票”的基础上运作的，只在外交政策等少数领域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如果你注意过去几年相关决议的结果，许多决议都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了。所以，对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所谓“民粹主义领导人”，不要看他们怎么说，要看他们怎么做。
总的来说，对欧洲一体化持不同观点的两种政治力量相互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欧盟内部的竞争。但可以确定的是，多数欧洲人坚定地相信，欧洲一体化是唯一的前进路径。而且，现在，美国总统越是对欧盟表现得咄咄逼人，将越有助于欧洲一体化得到广泛的支持。
记者：曹然
编辑：徐方清